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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消散的新世纪乡村小说


日期:2017-04-07   | 来源:   | 作者:



:通过与“十七年”和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比较,论文从“诗意的溃散”——乡土经验的碎片化、“乡土的崩塌”——与城市现代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主体的惶惑”——经验主体身份的底层处境多方面切入,全面深入地解读了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明确指出诗意的消散是新世纪乡村小说总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乡村小说;诗意;新变 

世纪之交混乱、脱序的乡村现实猛烈地冲击着新世纪乡村小说作家的心灵,他们不再可能像废名、沈从文等作家那样用浪漫抒情的笔调,将乡村社会诗意化。苦难、困惑的农村生活毫无诗意可言,农村的现实困境挤兑着作家们所追寻的乡土诗意,乡土诗意更多的是存留在作家回忆的感怀中。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界定的“乡土诗意”主要指农耕文明语境下具有浓厚抒情倾向的、和谐的、田园式的、自然化生活的人类生命境界或人类生命状态。就新世纪乡村小说总体而言,乡土气息日益淡化,农村的经济秩序与人际关系分崩离析,乡土文化危机四伏,面临着土崩瓦解之势,维系乡村的伦理道德秩序濒临崩解,乡风乡俗日渐恶化,那些一直坚守乡村最后一点诗意的人们也被不可逆转地卷入城市化的漩涡。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诗意的消散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乡村小说总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乡村小说家记忆中传统和谐、宁静的乡村场景,秩序井然、节奏缓慢、充满诗意的生存方式已渐行渐远。

参照“十七年”和新时期的乡村小说,本文拟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由此提升有关新世纪乡村小说诗意溃散的认知。

一、全貌:诗意的溃散——脱序景观

“脱序”又译成“失范”。“埃·杜尔凯姆用这个术语来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传统权威模式(如宗教与家庭)的崩溃,以此而造成规范的荡然无存。’艾略特等人把‘脱序’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未受规范的工业文明’持续地拍击,破坏了传统共同文化的道德脐带。”在当代中国,乡村脱序主要指伴随着乡村家族的血亲宗法共同体与人民公社的政治共同体先后瓦解而出现的乡村混乱、失序的社会状态,即脱离了革命年代或大集体时代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秩序。新世纪乡村小说展现的脱序景观最极端、甚至可以说不无夸张的表现是集体化组织的涣散、乡村经济的困窘、乡村文化的衰败与伦理道德的变异等等。

在面对农村茫然失序的状态时,新世纪的作家普遍感到困惑与焦虑。以“神农架系列”小说饮誉文坛的陈应松直言:“乡村在某些方面是有序的,比如税收、三提五统,比如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可乡村更多是无序的,充满了悲苦和混乱。毛泽东时代的秩序井然已经不存在了,而另一些权威还没有树起来。”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高度关注山民的生存状态,充分书写了乡村混乱、脱序的生活。在陈应松看来,当前的乡村生活不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因而他甚至有些怀念大集体时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陈应松的这一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敏锐地感受到当下乡村的脱序状况,而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权威尚未建立。

确实,建国后直到“文革”之前,农村社会大体安定有序。随着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并由此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新的秩序被确定下来,表现农村新秩序、新气象和农民群众新的精神面貌的小说大都具有颂歌、赞歌情调。可以说,以政治为主导,连同伦理、经济、文化对传统乡村实行全面的现代性整合:从土改划分成分到道路、路线、阶级斗争,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农村”社会结构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被勾勒出来。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中极左的一套的大力推行和随之而来的农民安定生活的被破坏,我国农村社会中最好的社会秩序时期便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观,精神面貌随之发生变化,这成为新时期之初农村改革题材小说的的主题之一。但好景不长,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进程扰乱农村固有的秩序,加上国家整合农村的能力日渐减弱和国家权力的相对退出,市场原则日益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生活机制的最主要因素,乡村社会秩序面临危机和挑战。这一状况为许多作家所感知到,阎连科就困惑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生活着的人的人心的混乱”。当代乡村混乱的历史与现实往往成为阎连科等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主要内容。作家们常常采用细节化的叙述方式,向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逼近,展示杂乱、琐碎、泥沙俱下的生活场景,传达出混沌的艺术效果。《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虚土》、《秦腔》等长篇小说就是以不连贯的生活碎片连缀而成,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乡村的脱序状态。有评论家精当指出,“乡村小说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而新世纪乡村小说“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当前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论者主要以《空山》与《秦腔》等长篇小说为例,将新世纪乡村整体叙事的瓦解归因于“史诗传统”的终结。但我们认为,乡村小说整体性的碎裂不仅是历史的断裂,而且更直接地与乡村脱序的客观事实、作家内心的破碎有关。总的说来,新世纪碎片化乡村小说主要体现在“表述混乱”上,“表述混乱”有两重意思:其一、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脱序,破碎而有些混乱的乡村生活常常成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其二、面对这一对象,作家的表述因失去了章法而混乱。与新世纪乡村小说“表述混乱”迥异,“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主要采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在表述方式上力求明了直接,几乎不存在含混的问题,因而呈现出整体有序的景观。而新世纪的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庞杂,却无法以完整的历史意识把握它,因而常运用多种表述方式来描摹乡村世界,作品所建构的多是碎片化的乡村世界。

新世纪乡村小说中社会秩序的紊乱主要是由于大量人口的无序流动与干群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与建国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使得农民依附于土地,他们遵守共同的乡村规则与习惯,并且极少流动,这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但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松动与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了自由,大量涌入城市,这有可能会冲击着农村社会固有的秩序。这是因为,农民的流动势必改变着农村原有的规范和权威,流动农民会摆脱由家庭、熟人、政权组织等的约束而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但又不能融入城市秩序,容易沦为流民,严重威胁着乡村社会秩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榨村农民的大量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社会失范。全村一百多个青壮年农民长期外出务工,而留守土地的太多是老弱病残,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冲击着原有的乡村秩序,引起家庭危机,乡村规则失范,甚至加速农村社会的解体,使乡村陷入不安定之中。王榨村的社会治安不良,偷盗抢劫、诲淫诲盗、纠纷难调、打架斗殴,乡村原有的伦理秩序被严重破坏,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无序性所引起的负效应。可见,传统的伦理秩序在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日益被冲击、瓦解,尤其是农村大量流动人口改变着原有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在伦理秩序遭到破坏,而法治秩序还没有在乡村完全实施的情况下,当下乡村秩序面临着危机。

影响农村社会秩序的管理障碍因素是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不合理与不完善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农民的利益缺乏有效保护。干群矛盾以直接碰撞的方式展示了乡村秩序的紊乱。贾平凹的《秦腔》中,夏天义是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的大队干部、村主任,被人戏称为“清风街的毛主席”,坚持走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到了90年代以后,年老体衰的他仍竭尽全力地维持清风街的安定局面,却无法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贫困、腐败、耕地流失、乡村债务等新问题,其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夏天义只能依靠哑巴、疯子引生淤七里沟,最终被滑坡的泥土活埋。“仁义礼智”四兄弟先后的死去象征着乡村伦理道德观念的衰落,同时伴随着孝道的衰微,传统的乡村伦理秩序面临危机。随着夏天义的下台与新任村主任君亭等干部的执政,村干部的权威日益式微,再也得不到村民的信任。清风街原有的秩序井然的景象不见了,矛盾、纠纷增多。因而,夏天义提醒君亭,“清风街可是费干部的地方!”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提及“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昭示着现实的混乱和人心的混乱——或者说,人心的混乱既来源于又刺激着现实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传统文化日趋凋敝,家庭伦理结构逐步瓦解与社会道德败坏等因素加剧了现实生活的纷乱。《秦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由于人口的无序流动与干群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乡村脱序格局,折射出贾平凹对农民精神无所归依感的忧思以及对乡村前途的精神困惑。

二、聚焦:乡土的崩塌——城乡冲 

新世纪以来,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大量的在城乡关系的模式中来表述乡村的小说。在继承新时期乡村小说的基础上,新世纪乡村小说聚焦城乡冲突,叙写城乡贫富差距、身份地位的悬殊与城乡空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城乡性别关系,揭示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的坍塌”,这迥异于“十七年”乡村小说中“城乡合作”、“工农互助”的图景。

新中国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受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十七年”乡村小说对城乡关系作了理想化的书写,展呈工农互助、城乡合作的新局面,而不太强调城乡差别。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以及城乡要素相互流动,新时期的乡村小说彰显城乡差别,突出城乡间的矛盾冲突与不平等关系,反思着以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弊端。城乡差别不仅仅是经济差别,而且是城乡地位、身份、声望的天壤之别。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乡下人面前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而在城市人面前却常常自卑,并且始终被城市人排挤着。城乡作为两个具有优劣等级的分割空间,决定了城市人与乡下人悬殊的身份与地位。城市户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是农民工对城乡身份的悬殊有着切肤之痛,痛感乡下人与城市人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区分。无数乡下女孩正是以婚姻或身体资本为主要途径来实现她们的城市梦想。孙惠芬《歇马山庄》里的现代乡村女孩林小青从小就向往城市,她有走出山庄的冲动与理想。她择偶的首要条件是对方拥有城市户口与固定工作,即使是残疾人也不在乎。在县城卫校读书时,颇有心计的林小青便主动勾引道貌岸然的校长,不惜以自己的贞操为武器来换取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的筹码。不料逢场作戏的校长失言,林小青只能沮丧地退回山庄卫生所,承受着城市梦想破灭的无奈与痛苦。在城市理想可望不可即的情况下,林小青与村长程买子仓促成婚,但她终因不甘心做乡下女人,无法容忍寂寥、平庸的农村生活,从而决绝地走向外面世界。能干的程买子对她的百般呵护和疼爱也不能留住她进城的脚步。林小青从她最不愿干的洗涮盘子做起,宁愿孤独地在城里吃苦受罪也不愿过传统的生活,要的是不被束缚的“自由”,从而拥抱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价值。

随着上个世纪末以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交流日益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中国涌现大量的“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时代讯息为一些新世纪作家所把捉,他们常常采用城乡交融的审美视野来表现乡土的沦落。罗伟章《我们的路》的结尾处,郑大宝面对女儿的哭声说道:“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刘庆邦《红煤》中的宋长玉试图跨越城乡的身份鸿沟,渴望在城里扎根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不再有高加林式的道德焦虑。宋长玉因为矿长唐洪涛扼杀了他的城市梦想与恋情而产生怨恨、报复心理。后来,他在当村支书的岳父的帮助下,私自开采煤矿而暴富,更强化了融入城市的愿望,用钱购买城市户口和房子,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个有地位和身份的城市人。但他又像他的对手唐洪涛那样损害农民轮换工的利益。宋长玉不无偏激地将城市人与乡下人绝对化,打败唐洪涛并成为城市人是他奋斗的目标。最终,宋长玉设计将唐洪涛送进监狱,并俘虏了其女儿唐丽华的心,从而达到他复仇的目的。小说以对人物的情感刻画见长,客观展示了宋长玉谋求身份转变的强烈愿望与出人头地的野心。作者刘庆邦肯定了宋长玉身上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他看来,青年农民在农村没有前途,只有勇闯城市,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但宋长玉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不得不扭曲自己的人格,以至于被权力所异化。由此,《红煤》揭示了由城乡二元体制衍生的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身份差异和文化歧视的时代病灶,但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关系作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尤凤伟的《泥鳅》则具体再现了国瑞等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际。国瑞的祖父辈都错失进城的机会,而国瑞虽进了城,却不得不遭受城市人欺诈与性剥削。国瑞有点类似老舍笔下的祥子,由纯朴、好强的农村青年沦落为城市的牺牲品,但国瑞所处的时代环境并没有像祥子生活的年代那样恶劣、黑暗,他并没有奋起抗争恶势力,而是在性与金钱的诱惑下自甘堕落,轻易落入官商宫超设置的陷阱,最终赔了性命。在城市设置的陷阱中,农民工求生存、发展不成,反被城市所毁灭与吞噬,非死即伤。尤凤伟视城市为农民工的炼狱,演绎着血腥的城乡矛盾、冲突。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态度,强调民工们极难融入城市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创作主体对民工群体出路与命运的悲观心理。

我们不否认,城乡冲突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但诸多作家“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写作模式”值得我们反思与探究。“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写作模式已经成为乡土文学的惯性思维。社会批判被建构在乡村与城市、愚昧与文明、贫穷与富裕、卑贱与崇高等具体的价值二元对立上面。作家们常将城市和乡村有意识地安放在两个对立的价值层面,城与乡被简单地抽象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更多的是观念的、一厢情愿的、道德化的,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也遮蔽了城乡之间交流与对话的积极现象。其实,我们对当下城乡关系的认知不宜简简单单的停留在二元对立的价值和观念的判断上,应质疑这种对立关系的合理性,重新审视城乡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有论者指出,单从概念出发,尽管城市与乡村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但这组二元并非完全对立或者相互冲突,“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城市是由农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它们本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联系的过程,是历史进化的过程,这样一个‘进化’过程的‘历史’性又被现实存在赋予一种‘共时’的空间中,又成为一种相互依存状态。”显然,与“上山下乡”那种强迫的“城乡交流”相比,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展开的“乡下人进城”显然是一种时代进步,更能有效推动城乡间的交流与合作。城乡的频繁交流进而冲击着城乡固有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有助于填平城乡间的鸿沟。农民工的城市经验有利于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社会心理,而他们返乡后常常是乡村生活方式与观念变革的领潮者,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主人公暖暖就是一位回乡创业、有胆有识的打工妹。两年的城市经历开阔了暖暖的视野,她认同城市文明,并且盼望下一代能够成为城里人。在城市人的启发与帮助下,乡村新女性暖暖建造楚地居,掀起乡村变革的浪潮,开创了乡村的旅游事业,给原本贫穷的楚王庄带来富裕与希望。小说表现了新一代农民自觉迎合现代化诉求的精神面貌。难能可贵的是《湖光山色》成功地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叙述了乡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寓言化地展示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注视、相互发现:一方面,楚王庄的人向往城市文明,另一方面,楚王庄的田园风光吸引着城市人前来旅游。暖暖一家的暴富与楚王庄的崛起,所依仗的正是城市人所开发的旅游资源。作者周大新借省城五洲旅游公司的经理薛传薪的口陈述自己的观点,过度的城市化常常造成农村的没落,农村的田园风光被破坏,人口迅速老化与减少,农地也会野生化和荒原化。“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田园风光’。田园风光可以说是小说情节结构的粘合剂。因为,田园风光是一个比土地更为重要的乡村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文化价值。那么,乡村抵御城市化的破坏的最佳方式就是要主动开发田园风光的价值。只有开发了田园风光的价值,田园风光才不会被破坏。而开发田园风光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旅游业,使田园风光处在‘被看’的位置。”而薛传薪与村长旷开田的合伙经营代表着新的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湖光山色》十分形象地叙述了资本介入农村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形成新的系列矛盾,独特地思考了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的发展道路。城市资本进入楚王庄,吞噬大量耕地,为村庄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贫富悬殊,民风败坏,引起村民的惶惑不安。楚王庄的田园风光极有可能在“招商引资”、赏心苑色情服务以及薛传薪“现代”管理与拜金主义的冲击下褪尽它最后的诗意。

三、 人物:主人的惶惑——底层身份 

在当代文学中,农民由“主人”到“底层”身份地位的嬗变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新世纪乡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因三大社会资源(政治—权力的、经济—物质的、文化—精神的)的极度匮乏而导致地位低下、身份卑微、处境维艰的弱势群体,但底层无疑是新世纪乡村小说观照的重心。新世纪乡村小说前所未有地体现出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集中表现了农民/农民工或因失去耕地、或身体的失重、或家园的丧失而引起身份的迷失,以及社会身份转变的焦虑与艰难。

解放区文学中农民由启蒙话语中被表达的主体转变为革命话语中表达的主体,革命作家笔下的快乐、进取、自主的新农民形象取代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所塑造的保守、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农民获得了历史主体性,具有革命主体的阶级本质、创造历史未来的革命精神,这在赵树理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赵树理的创作被认定为解放区文艺的方向,“由于时代的因素,除了猛烈抨击国人之奴性意识之外,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还第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主人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形象”。确实,赵树理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塑造了中国乡村生动、健康的农民形象,李有才、小二黑、铁锁等翻身农民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与革命品质,追求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主人翁感与创造历史的主动性,成为历史实践的主体。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许诺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土地改革终使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希冀凭借获得的生产资料与自己的艰苦劳动创下一份家业,造福儿孙,延续家族的血脉,力求家族的兴旺发达。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重新分配乡村社会资源,将农民从一无所有、长期受地主压迫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主人’的易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地主是土地的主人,是社会生活的主宰;土地改革则要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这个颠倒必然引起农民观念意识的变化。解放区的小说全面反映了农民由为奴到为主的心理嬗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不同程度地再现了农民获得土地之后的喜悦心情以及思想觉悟的提高,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重大意义——它使农民从获得土地中团结起来,真正翻身,确立内在主体意识,成为社会与自己的主人。

新中国的成立,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让劳动人民得以摆脱几千年的奴隶地位,迎来当家作主的伟大开端。工农联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工人与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彻底翻身解放,上升为社会主体,成为新的历史时代的主人。“长期以来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解放,不仅在法律名义上,而且开始实际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从未享有过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农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被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来表现的,他们获得主体性地位与尊严,初步确立了主人翁意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集中描写了农民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主人翁角色和开朗乐观、奋进向上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在新社会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在文学作品中,新中国的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与历史的主人,他们积极投身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农村变革中阶级、国家和历史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大公无私、聪明能干、眼光远大的新素质,这是作家们对农民主体地位的文学想象与建构。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农民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身上投射了国家政治、经济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50~60年代“农村新人”形象得以出现的现实前提与话语依据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那么新时期之初,一些新农民形象涌现的现实前提与理论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这一制度给农民所带来的幸福与喜悦。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小说突出农民因“党的好政策”而“走上新生活”,在农村改革中获得实惠,由此具有新的精神面貌与主人意识。这些小说隐含着改革前/后的对比模式并以此歌颂当时的农村改革路线,如陈奂生、冯幺爸、黑娃等新时期农民在物质生活改善之后,一改以往懦弱、畏缩甚至窝囊的精神状态,积极追求新生活,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信心。何士光《乡场上》中的主人公冯幺爸有了隔夜的口粮,终于在尴尬中挺直腰杆,克服奴性,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窘况,自己做了一回主。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是在人民性的话语框架下出现的。在文学界,80年代中后期一场反拔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潮流,将人民性的虚幻性话语特点解构了,人民与农民不再有政治权力的统一能指性。农民从人民性话语中剥离出来,日益沦为弱势群体。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冯幺爸“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粮食贱价、种田亏本,以及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民基本上失去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的主体性地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丧失,农民在世纪之交,逐渐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意味着在新世纪的文学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存在弱化趋势,农民的身份地位急剧下降。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农民与工人曾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20世纪末,随着以贫富差距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工农劳动阶层备感失落,农民、农民工与下岗工人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主体性诉求在全球化世界中全面溃败,“工农联盟”在资本权力面前几乎沦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

如果说在“十七年”时期的革命话语中,农民在名义上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新时期的启蒙话语中,农民基本丧失了此前被赋予的革命性与主体性,而被当作启蒙的对象,那么,在世纪之交阶层分化的新环境中,农民身份不断被边缘化,农民首先不是被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农民”已成为“底层”身份的象征,经常与愚昧、落后和保守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处于最底层,鄙视农民、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社会转型期中,值得关注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社会身份转变的焦虑与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是农民工叙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打工者要通过城市想象来建构一个城市人的身份,向往城市文明,但另一方面城市却拒斥他们,将打工者边缘化。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复杂的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身份焦虑是文学底层意识中常常表现的内容,底层人物通过对自身位置与身份的辨认,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质疑或确认,反映出一种维护自我尊严、追求平等公正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主体意识。”底层身份认同的问题正凸现了变革时期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城市只能接纳他们以体制给予的特殊身份——农民工,任何想改变这种身份的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当他们越是想要反抗已经给定的特定身份时,就越是会陷入更深的迷失与困惑中。贾平凹《高兴》中的刘哈娃虽是个农民,但他不甘于自己的农民身份,改名为刘高兴,表明其主体意识觉醒,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刘高兴的外貌、气质都不太像个农民,认同城市文明,追求精神生活,因而被人误认是城市人装扮成拾荒人去体验生活。拾荒的同伴五富就承认刘高兴比自己更像城市人,而刘高兴常常规劝五富改变农民的习性,且不无虚妄地称“在城里拾破烂,也就是城里人”!幻想中的城市人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身份促使刘高兴产生身份焦虑。刘高兴在城中漂泊,在归属感中彷徨,常借助“融入”城市的幻觉来祛除身份的焦虑,但他终究是个城市外来者,就像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孤魂野鬼。

农民工处于非城非乡、进退维谷的尴尬境遇——生活在城市,“根”却在乡村,留恋城市的生活,却难以融入市民的生活中,处于一种走出乡村又被城市拒绝的“无根”的状态。“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仍然保留着‘农民属性’和‘农村重心’,只是客居城市打工而已,对于城市来说,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异己者”。在刘庆邦的《到城里去》中,宋家银挑战着不平等的社会身份,竭尽全力地让丈夫与儿子摆脱农民身份,但未能如愿,其间遭遇的主要是身份的尴尬与焦虑。

在城市异质空间里,民工主要是因为没有改变制度性的农民身份而遭受歧视,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与权力对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起着决定性影响,身份的得失不太确定,致使人们经常处于焦虑状态。而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常使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重性格。罗伟章的《变脸》中,农村出身的小包工头陈太学为了儿子陈富的前途在城市苦熬着,一心希望儿子能通过考大学脱掉农民的皮,从而出人头地,但儿子却不是读书的料。为了揽活,陈太学在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面前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而对民工则端出主人的架势,其内心的分裂与身份焦虑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生动写照。农民出身的陈太学在对权力的追逐中变为城市里的陈老板,人格被扭曲,他甚至挪用乡亲们的血汗钱来贿赂权势者。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陈太学经受着身份认同的考验,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尊严与道德来实现乡城身份的转变。小说通过一个民工转变为小老板的故事,表现了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身份转变的艰难与可能性。

但作家非底层的身份地位与底层弱势地位的云泥之别往往使得底层成为表述者的他者。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常常无法体验底层,也缺乏对底层生活的深刻体察,他们经常居高临下地打量底层,满足于现象的描述,并常常混杂着虚假的情感,掉入他者想象的陷阱,农民成为异己、他者。一些小说出于各种原因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农民、农民工的“落后”与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底层的复杂性、丰富性、真实性没有得到深刻反映。许多艺术上粗糙的底层叙述往往缺少人文精神的支撑和生命关怀,底层的人性处境、精神世界与生活质量往往被忽视。一些作品甚至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道德化地“再现”底层,底层人物的道德突围总是以悲剧命运完结,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底层的真实境况。

通过与“十七年”和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比较,本文从“全貌”、“聚焦”、“人物”三个方面详细深入地论述了新世纪乡村小说诗意溃散的主要表现(即从井然有序到脱序,从工农互助、城乡合作到城乡冲突,从翻身做主人到底层)。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诗意的消散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乡村小说总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乡村小说家记忆中传统和谐、宁静的乡村场景,秩序井然、节奏缓慢、充满诗意的生存方式已渐行渐远。

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新世纪乡村小说为何会出现这种新趋向以及怎样评价这种新趋向呢?不难发现,伴随着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市场经济与商业文化对乡村的渗透与颠覆,乡村这个曾令文人向往的诗意空间日益萎缩,温馨、和谐的乡土传统道德文明体系开始崩溃,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也开始解体,农耕文明的风景线早已失去了它的诗意与魅力。毋庸置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已经无情地打碎了一切关于小农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乡土诗意的消散象征着古老农业文明的衰败,这是乡村小说家们无法抗拒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文学艺术如何表现新世纪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农民的心理变迁和精神需求,探寻农民的现代化道路。这要求作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恢弘的艺术把握能力,关注、熟悉当前的农村生活,真正走进农村内部、走进农民的内心,把握时代脉搏,描绘农村的特有风貌,创造出真正反映时代特色的新农村、新农民的真实、深刻、厚重的杰作,从而以独特方式介入新农村的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48.

 陈应松.作家的立场塑造作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5).

 阎连科.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J].当代作家评论,2006(1).

孟繁华.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J].南方文坛,2006(4).

]刘志荣.缓慢的流水与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J].文学评论,2006(2).

罗伟章.我们的路[J].长城,2005(3).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9.

张德祥.厚土薄收望文坛——二十世纪农民形象在文学中的沉浮[A],李复威编选.世纪之交文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21.

贺绍俊.接续起乡村写作的乌托邦精神——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J].南方文坛,2006(3).

朱庆华.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意识启蒙[J].文学评论,2007(6).

陈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28.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05.

孟繁华.“到城里去”与“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6).

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J].文艺争鸣,2005(3).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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