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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道德真经解义


日期:2017-04-05   | 来源:   | 作者:


  作爲道學經典的《老子》(又名《道德經》),因通於治國之術,歷來獲統治者重視,不少帝王曾爲其作注,今所存者,即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帝注解。其中,宋徽宗注頗具典型意義。有宋一代,出於社會政治需要,君王多崇尚道教,徽宗尤爲明顯:其在位時,大興道教、大封道士,甚至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推崇老子,封其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並禁止時人僭用老子名、字、諡爲稱謂;將《老子》從諸子地位擢升,改名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予以“尊崇之禮”,並親自爲《老子》作注,下詔將《御解道德真經》頒行於天下、納入科考。參《宋史?徽宗本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吴曾《能改齋漫録》等相關史料。

  宋代“老學”發展的重點之一,即是將《老子》治國思想與儒家學説相融合,宋徽宗注對此有鮮明體現,其於第一章注即已指出:“孔子作《易》,至《説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又在第十九章注中説:“彼(老子)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捄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對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對孔子、顔回等儒家代表人物和老子、莊子等道家人物,徽宗均合而同之,等量齊觀。徽宗注還常引用佛教語言,呈現出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特徵。此外,徽宗注亦賦予《老子》新的時代内涵。宋徽宗即位時,北宋的變法與反變法之争,已經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如衆所知,對於治理天下並無多大熱情的宋徽宗没有繼續施行變法,他將這種主張體現在了對《老子》的注解中:“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將“變法”之論引入《老子》,雖是部分襲用《韓非子》之言,但時代的背景與徽宗的治國主張均已鮮明可見。

  徽宗御注撰成後,其臣子章安、江澂等曾爲其作義,江澂所作名爲《道德真經疏義》(以下簡稱《疏義》),章安所作即是本書《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以下簡稱《解義》)。章安,史籍中未見記載,據其自稱“登仕郎”(此官名於徽宗崇寧二年至政和六年見用),知此書應成於政和六年之前,早於徽宗將《御解道德真經》頒行於天下的重和元年。相較於徽宗注及太學生江澂所作《疏義》文辭的雅馴、儒釋道典故的密集,章安《解義》則疏於用典,且更加注重以道釋道,時時繞過援儒釋道的注文,直接解釋經文,並自成一體。然而《解義》成書以後,歷代學者對其關注極爲有限。迄今所見,此書除在《道藏》、《宛委别藏》等大型叢書中被收録外,尚無單行本出版;整理標點本也僅有《中華道藏》一種。在這些現存版本中,《解義》已無完帙,其第六十七、六十八章中數條經文僅有徽宗注,闕章安義;第六十九章近乎整章闕佚,僅餘末尾一條經文及注解,被續抄於第六十八章末條之後。如今惟能依據他書輯補《老子》經文與徽宗注,而章安義則已無從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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