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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论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


日期:2013-07-20   | 来源:张旭东   | 作者:张旭东


【按:6月14日,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重庆大学高研院院长张旭东教授作客观察者网,与在座嘉宾畅谈“中国梦”话题。张旭东教授系统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指出我们对于“中国梦”这个概念出现的历史性要有一个大体的判断。中国人15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讨论中国梦,要告别那种非此即彼的精神紧张感。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2013年第7期《社会观察》杂志。观察者网现刊发全文,供读者讨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在严格意义上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大学现在差不多已经失去了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教化功能,失去了创造思想、观念、价值的功能。虽然总体上也有发展,比如基本的训练、规范化、知识的建立和传播等方面越来越专业化,但是在社会意义上的思想生产领域,大学似乎基本退出了,它变成了生产论文、学历、职称、甚至行政级别的一个加工场。


     我觉得,原有的思想空间越来越被媒体所左右。大家都明白,媒体有自身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生产的话题越来越多的。通过制造话题、整合立场,媒体反过来对知识界、思想界有一个塑造作用,更不用说它对一般读者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术界、思想界想谈任何一个问题,首先要面对一个被媒体塑造的读者群,谈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在媒体已经给定的一个前提下讨论。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知识界是处在一个非常盲目的状态下。民间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今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很好的机会。首先要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前几天央视英语频道在长沙做了一期关于“中国梦”的对话节目,做得很大,长沙市政府是倾力支持,邀请了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清华大学洋学者贝淡宁教授、一个印度学者和我一起谈论“中国梦”。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说不了很多,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展开来说,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但最大的感觉是这个话题不好谈。今天在我主观上还是一个非正式的、朋友间的交流,而不是做报告。


       “中国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按照官方媒体的固有话语体系是没办法谈好的。总是会表现太僵硬。比如现在各个大学已经布置下来要怎么怎么谈“中国梦”,要搞什么“中国梦”书法展、“中国梦”美术展,据说“中国梦”集体舞都要出来了,就像军训走正步一样做官样文章,这样就把“中国梦”谈糟了。非常可惜。同时,在微博、海外网站、美国媒体上,“中国梦”也成了一个话题,比如谈“中国梦”的时候,美国梦不可避免地也会是一个话题。但更多的是各种段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段子是说:“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本质差别是,美国是晚上做梦,我们是白天做梦。”这反映了网络上对“中国梦”的负面评议——是白日梦,无非是大国梦、党国梦、政府梦、精英梦、资本梦,怎么讲都可以,跟屁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白领、中产、小资马上摆好身段强调自己做的是个人梦、作为个体梦,什么中国梦I don’t care,因为我这个私人梦和你那个集体梦不是一个梦。


      所以,一谈到“中国梦”,人们在意识形态立刻会分化为大家都很熟悉的各种立场。“中国梦”这个词的出现,就像一颗照明弹,把夜幕下的各种碉堡凸显出来,就像一次火力侦察,把政治社会思想的地形图暴露出来。


      如果“中国梦”仅仅是被当做“照明弹”、“染色剂”、“催化剂”,或者火力侦察来使用,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过去好多年一直在讲,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知识生产的核心关怀是意义生产和话语争夺,就是你要争夺一件事情的解释权,争夺一件事情在价值层面上的定义权,争夺一件事情在话语概念的构建上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方面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吃亏,非常非常的笨拙。现在官方媒体还不能指望,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或者自媒体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民间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今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很好的机会。首先要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一、十八大报告中的“中国梦”修辞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对“中国梦”的理解,请大家指正。这可以追溯到2013年3月17号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对“中国梦”的阐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有媒体的讨论都没有超过甚至接近习近平原话的水准。不只是政治意义上,思想意义、知识水准、概念和语言用法的全面、精确、到位方面都没有超过。如果这个讲话在知识界获得一个良性的讨论、分析、辩论,在一个比较中性的环境里展开,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今天这个讨论在知识界没有办法良性展开,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处在一种不太正常的紧张状态和扭曲状态里。


     习近平谈的“中国梦”,我觉得第一突出的是这个表述,什么叫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海外媒体或者别有用心的媒体可以拿去做文章,但是对于一名中国人来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of course!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具体是这样的:“它深深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


     第二,非常关键,这句话一定要坚持,不强调这句话,“中国梦”就是一个非常空的概念。他说““中国梦”反映了我们先人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如果只是谈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的话,当然有一定的具体性、也有一定的历史性、政治性,含义大体上也不是不能说明,但是一定要加上历史的维度,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等等,这个东西才能变得很明确。


     然后下面,习近平的原话马上就讲到他作为新国家主席对自己职责的理解,前面“中国梦”作为一个高度象征、高度抽象的一个未来十年的一个标签,那么就接着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忠实于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接受人民的监督,绝不辜负代表的重托”等等。这就是说“中国梦”它有个大的环境,就是作为国家新当选的主席总体施政的理念,它是套在宪法的框架下讲的,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中国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只谈“中国梦”概念本身,要谈“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没有“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国道路上一个话语的延伸,或者说一个扩张,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领域扩展到符号的表象的意义、价值的领域,它是这么一个衍射体,下面一个很实的东西就是中国道路。习近平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支点是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个不是武力意义上的力量,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个三位一体实际上一种同语反复,同时加强三个方面,就是说你定义中国道路就必须讲“中国梦”,定义“中国梦”就必须讲中国道路,要把这两个讲清楚你还是要讲到中国的力量,中国力量又是靠“中国梦”、中国道路这样的东西凝聚起来。这是个阐释的循环,讲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这三个问题一起讲。这个话语上的周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从这几个字就可以感受到他用词的考量。他只是用各族人民来点明国民凝聚力,但我们知道今天谈中国的凝聚力,你为什么不谈中国各阶级的凝聚力、中国各阶层的凝聚力,为什么不谈各种群体,个体集合的凝聚力,这个马上就会回到刚才开篇提到的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矛盾、对立、冲突、碎片化等等。但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虽然是一句比较老的话,这在政治修辞上就叫“以偏概全”,以这种修辞来讲社会整合的问题。中国梦是这样一个符号,来凝聚各方面。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习近平“中国梦”的原版和它出现的方式。同时也看了他的原版一出来,马上中央电视台就做了直接的评论。一个是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的评论,他马上指出两点,我觉得很好。他说“中国梦”这个词是在中国人心中孕育很久的一个词,大家是有共鸣的。这是一句大实话,就是说不把它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他叫做中国梦,你不把他说出来,也是梦。是人就有梦,关键是作为人的梦想,是在什么程度上套在“中国”这个话语场下面的,“中国”一方面是个限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可能性;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种制约。不管怎么说,人的梦想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是受中国这个范围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国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今天谈的重点在“中国梦”的表述上,让我们回到新文学的原点鲁迅身上,他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中国梦”一讲就发现很困难,但不讲的时候,则非常具体,对每个人都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还是回到基本的框架,就是怎么把当下中国许多不言自明的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情感因素,抽象和具体的因素,融成一种有效的话语?那么“中国梦”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很容易丧失,很容易变成它的反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国梦”的解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央视评论员杨禹说“中国梦”是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比较好理解,思想上的共识就不一定了。困难恰恰出在共识的确立。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你问他们有没有共识,答案大概是有,比如说有70%的中国人大概是有”中国梦”的,当然比例是65%、85%,这个不知道,也可能是95%,但是这个共识大体上应该是在哪里。哪怕用罗尔斯意义上的共识的交叠,最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的交集大概对”中国梦”是基本肯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的判断。但是在思想界、知识界、在精英层,在话语生产的机制内部,这个共识我觉得是不存在的,这个共识有待于各种力量逐鹿中原,最后打出来的那个局面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说有这样一个共识。


       同时央视还有一个评论员叫辛鸣,他说得大体上也不错。从他们对“中国梦”定的基本调子、大体上规划的轮廓,我觉得有助于我们注意到习近平讲的“中国梦”的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人民的梦,即今天中国人的梦想和我们先人的梦想;第二层是”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三位一体。第三层就一点一点地细化。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个是在党和国家的话语上预先回答了这是个人的梦还是集体的梦,“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地为人民造福。习近平在新常委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说这样一句话,你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是话语味道还是有细微的变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某种意义上你把它解释为三个代表也可以,你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好像是一种空洞化的表述,但是某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它是回到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党的一个传统路线上来。他说:“人民梦是与党的路线一脉相承的,群众路线、为民造福、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它没有自身的私利、它是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等等。所以他首先讲中国梦是人民梦,第二他说实现人民梦就是党的路线。所以辛鸣的解释就马上跟上去,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梦”不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关键是要实现人民的幸福,让人民当家作主,做主人翁,要能够自我实现。这个解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扣在一起的。

       习近平讲话的第三层面我注意到的是:“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注意这个修辞,在以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是不太用“出彩”、“机会”这样的词汇的,好像和国家话语相比还是有一点太具体。“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dream come true”这是隐隐约约回应或者先发制人应对美国梦话题,我们这里也是梦想成真,我们这个也是机会实现,同样有人生出彩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就是说作为中国的国民也是有机会参与分享国家成长、时代发展带来的实际好处,这也是“中国梦”。你在这里面实现自己的梦想,买套房子、买辆车、供孩子上大学、创业等等,就是个人的机会、国家的机会是套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我对“中国梦”的一个基本把握,这是一个国家意志上的“中国梦”的话语。下面我想谈的是用知识话语、民间话语、个人话语、甚至是批判性的话语,怎么展开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展开这个共同的问题,它的困难在哪里?


张旭东论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

张旭东教授做客观察者网


二、“中国梦”的历史和结构


       人活着总有梦想,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东西。但另一方面,高度个人化的梦想,我们怎么看它的集体性?梦想的集体性前面已经提到一点,一个就是它的集体性历史条件,这是一种谈法。我现在还拿着中国护照,你知道拿中国护照去签证是很不方便的,这就是一个限制。但这个限制恰恰限定了你的梦想。这个梦想一方面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积极的东西。你要是觉得受到一种歧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你觉得不方便,就是你认为与别人的机会是均等的,你反过来就有改变这个格局的冲动,这也是梦想。这种共同客观条件是一种必然性意义上的限制,我觉得是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它的历史性。先人的奋斗和梦想多大程度上和我们今天的梦想一脉相承,这个是为“中国梦”提供历史实质的非常好的途径,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和今天的美国梦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中国梦”的实质、创造性或者价值含义就会丢掉一大半。因为“中国梦”相对于美国梦的未来指向、乌托邦指向、超越性,恰恰在于过去!

       “中国梦”的历史性


       最近我听王晓明教授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开馆论坛上做了一个报告,讲的是中国现代早期思想。他里面就提到,晚清以来,从1880年前后到1940年前后,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比方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是文明世界,但是西方文明它所创造的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就是说,近代中国人对救亡、对启蒙的认识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是野蛮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今天是作为一个真理来谈的,但是我们想想它的前提是什么?是强盗逻辑,是丛林法则。我们今天遗忘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说中国人认为新的文明、西方的器物文明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带来的是野蛮的世界。你不能不承认英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由英国主宰的殖民体系,或者说自由贸易体系是一个野蛮的世界。那么今天中国如果不谈这个,没有这个记忆的话,对“中国梦”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没办法回答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创造的那个世界,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过的这个生活和美国、或者说新加坡人已经过上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区别恰恰在于过去。就是中国历史、历程让我们经历的那种痛苦、那种震惊、那种迷惑,已经从所有近代的集体经验里沉淀下来,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合理的社会、什么是幸福,它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解。这个是“中国梦”的底色。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老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在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谈论欧洲无产阶级的未来、政治纲领、革命纲领的时候,内部的争论就非常大,一派就分裂成后来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什么的。另一派是比较有马克思在思想上原发意味的流派,这个流派和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比较接近的。我用的是本雅明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总结,他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变成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力量的时候,引领他们的梦想,是说未来的美好生活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用这个来组织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还是要用压迫他们的那个祖先的那种梦想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主体观念、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你是用过去来教育他们还是用未来来教育他们。


      本雅明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阶级,一个在哲学上、历史上负责任的阶级,避免政治意识庸俗化、市侩化,应该用过去的压迫和不公正来教育今天的人,使他们获得关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跟他们说未来你们都会过上资本家的生活,或者跟你说这辈子过不上幸福生活,下辈子或者孙子辈是会过上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用以往的不公正来界定对未来公正的想象,在当下对这个既有的格局会有一个批判的超越,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对当下给你的那些虚幻的许诺划清界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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