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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夏,与经略讲座一起思考大历史


日期:2018-09-29   | 来源:   | 作者: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致力于依托高校学术思想资源,面向公众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普及活动。在学校和重庆市社科联的支持下,广泛地于公共图书馆、书店举办经略-中国道路、经略-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普及人文社科知识、活跃公共文化氛围、提升社会文明自觉。2018年7-8月份,经略讲座在“东川书城”连续举办了五场,在火热的重庆之夏,与热情的听众一起,从国际国内的经验与样本,在世界历史的大尺度上,讨论乡村建设与变迁、铁路外交与世界想像等主题,涉及动漫、科幻、宣传画、乡愁等丰富题材。



铁路与宣传册:大国崛起的身体与镜像

自1825年铁路诞生以来,铁路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发挥着功效。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铁路的功效又有所侧重。钟准老师以“铁路”为切入点,开启我们对近代世界格局的探寻。他首先回顾了大国“铁路外交”的历史。在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铁路为本国争取海外筑路权和相关利权,同时阻止竞争对手的铁路修建;在旧中国时期,在华筑路实则是帝国主义国家藉此攫取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权、沿线驻兵权以及部分治外法权等特权的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提供便利。

铁路曾经是帝国扩张着的身体的一部分。但对于新中国而言,铁路外交过去首先是立足于共同的反帝反霸,例如我们通过对越南、朝鲜、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铁路援建,恰恰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把海外筑路纳入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目的的国家发展进程之中,并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海外筑路模式。

钟准老师提请大家注意,在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海外铁路建设演变为了我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方式之一。狭义上讲,海外筑路是一种政府的对外经济行为,目的是推动铁路产业出口和相关经济利益;广义上讲,海外筑路实则为一种利用海外铁路项目追求综合性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当今时代的海外铁路建设的动机,在于经济上实现企业的产业经济利益以及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政治上强化双边关系、完善“海权”与“路权”的配置与运用。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的海外筑路,最终目的是构建具备正确义利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7月5日 钟准:为何在海外筑路?大国“铁路外交”的历史与现实)


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殷之光老师,给我们展示的是大英帝国时期普通民众如何被一种上升着的“进步主义”所塑造。

在一个多世纪前,世界80%的土地仍旧在各式各样的帝国治下。帝国究竟是什么?它是国王、骑士、祭司们创造的神圣同盟?还是商人、农民、士兵、与家庭妇女们生活中的日常?它的自我认知到底是像赛义德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上?还是基于对世界整体性秩序的归类与趋同?帝国的各色人等之间是如何互相认知的?帝国的疆界又在何处?殷老师从十八世纪中后期出版的一本图画小册子《约翰·布朗夫妇进伦敦参观万国博览会》(Mr & Mrs John Brown’s Visit to London to See the Grand Exposition of all Nations)开始讨论。


(2018年7月8日 殷之光:乡下老爷进伦敦——帝国史与普通人的帝国体验)


小册子中描绘了一对来自英国乡下的绅士夫妇进程参观“万国博览会”的经历。其中除了展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千奇百怪的风土人情之外,重点还描绘了这种体验给这对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带来的冲击。这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体验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赋予了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等抽象的二元关系以实体。通过对万国博览会的描绘,这本小册子构建起来的英帝国世界想象与世界观:一方面是对全世界普遍知识与秩序的整体性叙述;另一方面,等级秩序又作为一种普遍知识与常态,在各个角落不断被复制和传播。

中国人很熟悉那种近代以来“西方”通过工业文明为“东方”带来文明的叙事。但“约翰·布朗夫妇”的故事让我们发现,这种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冲击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阶级分化,无论是在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心——英国本土,还是在世界与英国贸易帝国相联系的其他角落,都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十九世纪在英国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下建立起的世界秩序,其重要基础根植于对阶级等级秩序的全球性复制,它站在帝国的身体上,讲述一个普遍而有等级的全球故事。



晚清科幻:“大同”想像与天下情怀

面对帝国主义的强势扩张,后发国家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在经历蜕变,是接受帝国主义给普通人塑造的世界想像,还是一面因应,一面另辟蹊径?李广益老师从晚清的科幻小说入手,解读这种深刻的精神变革及其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质。明清以降,中国人的世界观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持续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人“天人合一”、“四方九州”等传统的地理观念和宇宙意识,也毁灭了中华民族所寄寓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理想。

职是之故,晚清中国的智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想要改造自我,“新一国之民”。而欲新一国之民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是因为,相比于变法、改良、革命等紧迫的当下议题,小说更能够承载晚清智识分子尚未磨灭的“天下关怀”和“大同想象”。在见识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之后,科技进步成为了全新的世界秩序蓝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藉此之故,科幻小说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晚清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短短五六年间连续涌现了《新中国未来记》(1902)、《新纪元》(1908)、《新野叟曝言》(1909)、《电世界》(1909)、《新年梦》(1904)等优秀的科幻小说。


(2018年7月26日 李广益:天下情怀与晚清科幻小说的世界想象)


其中,梁启超所作的《新中国未来记》采用了与美国小说《回顾:2000-1887》相同的“回顾模式”,体现出了一种迥别于传统中国循环史观的西方近代以来的线性时间观;碧荷馆主人所作的《新纪元》营造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镜像扭转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现出了传统的“同态复仇”、“私力救济”的自然政治观;陆士谔所作的《新野叟曝言》、高阳氏不才子所作的《电世界》以及蔡元培所作的《新年梦》三部科幻小说均意识到了人口膨胀问题,想要为人类开辟全新的处所,它们不同于树立中国霸权的镜像式重构,试图借助先进科技超越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靠拢。作为划时代的优秀科幻小说,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着三重意义:1)突破历史循环论,畅想光明未来;2)超越传统天下观,重构世界秩序;3)摒弃奇技淫巧说,推崇科学技术。



乡愁与动漫:乡村变迁的中外经验

资本全球化把所有后发国家拉入了世界历史,这种冲击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也更是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乡村的巨大变迁集中反映了这种冲击。

“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八十余年前梁漱溟先生的这句断语在当今尤其显得振聋发聩。的确,现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源远流长,而这一问题在如今“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下愈发明晰。长期从事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研究的潘家恩老师,从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叙述,开始他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

随着现代性条件下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区分,乡村逐渐沦落为处于文化与资本的边缘位置的他者,例如乡间把弟子送出去接受所谓的现代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最终传统乡村的劳动力、资源多形式出现外流。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化产品都曾涌动着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使得乡村仅仅作为“问题”而被看待,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的认知及其自我认知的错位。总之,在现代的资本和工业文明的论述中,乡村经历着残酷的“他毁”与“自毁”,原初的低成本稳态乡村秩序正在解体,乡村的文化主体性也在逐渐丧失。

基于这种境况,乡村建设意义重大。然而回到历史视野,从广泛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从清末至今无数“有实无名”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的百年乡建之路,错综而繁杂。我们原来或许以为,在历史的大变动、大革新之后,中国乡村就将融入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体系,后来却发现,乡村仍然被现代化所抛后,需要给予更深入的关注和耕耘。


(2018年6月21日,潘家恩: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


潘老师强调,实际上乡村建设并非是纯粹地建设乡村,而是关乎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建设活动。不仅需借助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运作,还必须有赖于民族、文化的整合。这其中,许多经验无法通过既有的理论与概念得到描述,由此一再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因此,乡村建设的真正的道路就在于面向中国乡村经验本身——回流“三要素”、回嵌“乡/土”、行知“新坐标”——实事求是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乡村脉动。

潘妮妮老师的讲座也从讨论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开始。现代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主动与被动的二元区分。具体体现为城市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且在经济、文化层面上成为绝对的核心。随之带来的是“现代化”和“城市”的问题与迷惘。其症候在于城市群体借助“乡村”缓解自身的焦虑,以此来重建长期缺位的对生活的爱欲。

但潘妮妮老师指出,事实上“城乡关系”并非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差异纷呈。二战以前,日本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呈现出二元对立结构,先后具体体现为城里贵族与乡下武士的对立(武家政治)、城里武士与乡下武士的对立(幕府政治)、土豪与和尚的对立(江户时代),以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的对立(明治维新-二战前)。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城市与乡村在日本政治结构中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效,因而二者之间的张力相对减缓,日本也迎来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期。从二十世纪末至今,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乡村日渐凋敝,城乡关系再次成为了一个难以调和的命题。


(2018年8月2日 潘妮妮:日本动画中的城乡关系变迁)


她以《千与千寻的神隐》与《你的名字》这两部动画作品,作为两种范式,解释日本现代社会中的城乡关系的调和。从场景设置来看,《千与千寻的神隐》中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你的名字》中处处暗示着城市与乡村的错位。从故事内容来看,前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对抗现代权力与欲望,最终找回自我的“弱者挽救强者”的故事;后部作品则讲述了一对跨时空的爱侣对抗天灾,最终找回“名字”的“强者挽救弱者”的故事。两部作品的结局走向则标志着对于现代性条件下的城乡问题的两种调和范式,《千与千寻的神隐》并没有否定城市或者乡村,而是以人和自然的复活的方式来对抗现代生活的异化;而《你的名字》则是以彻底毁灭乡村、完成一场都市大团圆的方式来消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张力。


这个夏天,在重庆“东川书城”开启的经略讲座,只是系列讲座计划中的第一季。经略将继续邀请在各领域卓越的青年学者,以讲座的形式为公众贡献更多的文化科普活动。第二季科普讲座将围绕“人文”主题展开,从出土简牍到语言、诗歌、戏剧,展现丰富的文化世界。

重庆之秋,让我们从经略讲座中继续一起思考大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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