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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第九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召开


日期:2017-12-13   | 来源:   | 作者:


2017年12月9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在北京大学凯原楼报告厅顺利召开。本次活动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本次年会收到100多篇论文,经过组委会认真评审,选出47篇论文参加研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云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鲁东大学、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学者参加讨论,会议吸引不少的学生前来旁听。


本次会议的开放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李强主持,参会学者在自由讨论阶段围绕上述议题又展开激烈讨论。会议分为要旨演讲和主题研讨两部分,主题研讨分为“帝国秩序与宪制变迁”、“帝国、国际法与内外问题”、“政党与中国政治”、“司法与立法”和“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等五个部分。


年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侯猛副教授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


 强世功教授指出,法学院不仅培养法律职业技能,更应重视对学生智识和理性的培养。年会一直强调法学应当加强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对话,更期待大家在思考法律问题时跳开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模式,重新思考帝国意义上的法治,持续推动对政党与国家治理的研究。强世功教授在致辞的最后说道,我们应持续不断的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从中国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希望我们能对法治、民主、宪政乃至国家治理的研究走出自己的路来。


本年度推出的要旨演讲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錞,他向会议作了题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的主旨演讲。彭錞从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研究的例子入手,强调了应“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中国问题,呼吁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要“往回看”、“朝旁看”、“冲里看”和“向前看”,要重视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理性鉴别西方或国际经验,关注立法和文本背后的司法与执法,同时明确法学研究对改造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年会要旨演讲|彭錞:在中国的土地上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


本次讨论会的第一个主题是围绕“帝国秩序与宪制变迁”进行的专题讨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的田雷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锐的发言题目是《大一统国家的存续之道》。王锐老师提出要重新认识章太炎关于“秦制”的论述,章太炎试图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在中国历史论述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总结了中国政治自身内在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是以这种逻辑为基础,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马密在其《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变迁与隐忧》一文中主要从台湾地区以往涉及两岸关系的一些解释入手,对以往和现任大法官关于如何突破一个中国的论述进行归纳,她认为台湾地区大法官可能会主要从人民身份和领土范围两个方面突破一个中国。评议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朱云峰认为,马密博士的论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通过修改宪法完成台独,是法理台独的必经程序之一。马密博士的论文从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角度展开了讨论,既有对历史定位的回顾,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考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杨永红副教授的论文《论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梳理了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历史,并对朝贡制度的实用性、弹性与不适用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朝贡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等级性的国际秩序,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详细阐述,强调坚持主权平等独立原则,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传统的天下秩序现代名称,一带一路倡议亦非中国推广朝贡制度的路径。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吴蔽余认为,杨老师重构了一个充满实用主义考量的,并且以国家支撑的一个复杂的朝贡体系。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或者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传统中国的外交体系,可以发现更多的真相。

    

清华大学博士后傅正的论文《昆仑山外有重山——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曾纪泽伊犁交涉》聚焦于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曾纪泽伊犁交涉,认为不仅伊犁交涉,整个边疆危机都是维也纳体系变动的外在表现。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为理解此一变动提供了很好的框架。评议人鲁东大学法学院讲师李任认为,我们一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此危机解读为帝国的侵略,而这次宋老师给我们提供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启发。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温学鹏在其《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与法律应对》一文中指出,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会给社会带来剧烈的利益重组,从而诱发政治动荡。我国当下正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就不得不注意技术的两面性和对政治的冲击。他认为以法律作为工具促进新旧精英的妥协、提高普通大众的福利和重构连续性和回应性的政治权威是值得考虑的方法。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是“帝国、国际法与内外问题”,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明主持。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韩逸畴的发言题目是《“文明”观的变迁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他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经站上了中心位置,因此,中国也需要改变观念,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刘天骄老师在评议中认为,这篇论文揭示了“文明”这个概念被塑造、被使用背后的政治目的,同时作者对“文明观”的解构也实际上也是进一步解构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


清华大学博士后孔元的论文《欧洲法学史脉络中的帝国、封建与主权国家问题》着眼于关于国家主权定性的思想史梳理上,揭示了欧洲近代主权国家成长一个为人所忽视的法学维度。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晗认为,这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并期待文章进一步就主权兴起的“来龙”和结合当代的“去脉”展开论述。


武汉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敖海静的论文《人生就是一场实验——新政时期的州际贸易条款研究》以美国州际贸易条款为对象,将最高法院解释判例作为线索来讨论美国的宪政变迁。他分析了美国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转变和当时社会变迁的关系,并认为新政为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权利意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邵六益对文章的标题和结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期待文章聚焦更加关键的部分,更加精炼地表达主题思想。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叶蕤的论文《扩展共和国和自由帝国》以孟德斯鸠对政体和国家规模的论断为基础,论述了美国在国家整体和规模上的创新。认为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都想打破大国和共和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打破时又反而增加了其中的张力,其隐患在现实中则不断暴露出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蒋龑对该篇文章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在谈及帝国时不可避免会谈论到政权、帝国土地面积等问题,因此该文章内容以以小见大的方式完美契合了年会的主题。


12月9日下午,举行第三场主题为“政党与中国政治”的专题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树军主持。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陈颀的发言论文是《国体与政体的辩证法》,陈颀老师指出,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会民主制是假民主,实际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要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需要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斗争和劳动”。陈颀老师认为五四宪法在宪制的核心要素都是《共同纲领》的延续,并且社会主义改造也隐含于《共同纲领》之中。在评议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凌斌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对《共同纲领》讨论核心应该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他认为陈颀老师的文章已经在理论上解释只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社会性质就不会变,其他的差异很可能都是刻意塑造出来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海涛的论文主题是《如何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他从方法论上为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在二阶观察的视角上对党规与法律关系重新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林鸿潮认为,张海涛博士的文章为理解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但建议区分党内联合发文与党内法规以完善文章。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小军的发言论文是《理解党内法规属性的新视角:准法》,其认为现在对于党规与国法关系的理解存在前提性问题,即如何认识党法党规,学理上又是如何解释党法党规。他借用准法的概念对党规国法的属性进行解释,即从党内法规立法的民主化、党员权利义务的法治化、适用范围的一般性、规范的表现形式、执行程序的准法律化等方面来逐一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讲师郭辉在评议中指出在法治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党内法规也同其他准法一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不可避免的产物,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杨明宇在其文章《中国社会主义新差序法治》中指出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存在两个特点:差序特征,即随着个人在党内身份的增多,需要遵守的规定也随之增加。德性特征,即从国法到党规,道德要求越来较高,因此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抓住关键少数。核心治理不是依赖政治道德,而是刚性约束。德法并举,符合中国特色。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袁阳阳认为杨明宇的文章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都很好,其总结了中国新法治社会的特征和历史传统,从中国文化传统和本土资源出发,用政治学的结构框架这两个研究视角值得尊重。


会议第四个主题为“司法与立法”,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李晟主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常延龙首先发言。他的《异地审理司法独立性与法官裁决》是一篇法学、经济学交叉学科文章。他主要关注广东江门的异地审理改革,经研究发现,异地审理改革对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可能性的提高作用主要发生在以区县级政府单位为被告的案件中,而对于乡镇级被告的案件并无显著影响。评议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表达了对文章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期待和建议。


西北政法大学讲师伊卫风的发言题目是《近代司法改革与传统家庭的“公共角色”》,文章讨论的问题是制度上对传统家庭的肯定,以及观念上对传统家庭否定的矛盾。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明认为家庭的问题很有意义,基本同意家庭公共决策和公共家庭的关系很重要。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剑源的《司法过程中的伦理考量》一文指出,学者们要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去总结经验,发现不足,让这样的知识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控制否定论中司法肆意的发生。评议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陈洪杰表示,文章带给他很大的阅读收获。但是也建议文章修订对伦理并未作出清晰界定的问题。陈老师表示,对“人身保护令”的研究,在国家层面做文章是不够的,国家是在国家保护、社区保护之间作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国社区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角度。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轶的《组织合法性追求下的立法同形》是一篇解释性文章,关注的问题是地方立法重复,主要包括立法照搬和立法抄袭。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郭兵评议指出,丁老师的论文从组织发生学原理对立法重复现象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尤其是“追求组织合法性”的视角,可以运用中国十分多特殊的、非正式的法律运行机制的解释中,十分有启发意义。


会议第五个主题“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第三编辑室主任万俊主持。首先对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李晟的文章《通过算法的治理》进行讨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的讨论展开。李晟教授将法律作为一个变量,思考人工智能可能对法律本身产生的影响。评议人上海大学法学院岳林老师认为,以现在的人工智能作为立题的背景具有现实性,对法律职业的再塑造的思考具有启发性。


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郑涛发言的主题是《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践与反思》。郑涛老师根据自己的实地调研结果,认为农地抵押并非农民真实需求,农地产权过分细化会危及城乡社会稳定;并且对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盲目追逐会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家很难为这一庞大人口提供社会保障。评议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缪因知对于承包经营权抵押不能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承包经营权不能流转,所以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制度可操作性空间并不大。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李振在其文章《新技术的运用与旧方式的存续:从价格监管变迁看运动式治理》中重点探讨了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依托于新技术的举报机制,如何通过常态化的国家和社会互动延伸国家的触角;二是为何大量运用了新技术的举报机制并未成为运动式治理的替代性机制,反而与其并存。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树军指出,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国家的治理和建构,是政治家群体和公众互动的模式。目前我国治理模式要经历从民族国家到帝国,从前现代到现代,到人治到法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前现代到现代,从不正常到常态的转变。


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峣的题目是《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以深圳市“禁摩限电为例”》,他指出,多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冲突,在柯斯看来是一种“权利的相互性”,在权利的冲突中,权利与权利是交叉重叠的,每对权利主体之间很难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评议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高一宁指出摩电对于大城市的交通系统的确是普遍的困扰。本文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权对立,并运用对经济学工具对其进行分析,思路十分清晰而精彩。


本次会议的开放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李强主持,参会学者在自由讨论阶段围绕上述议题又展开激烈讨论。


本届年会最后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作总结发言。


章永乐老师指出,从第一届年会讨论和平崛起和中国的法理学问题,到现在的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讨论,“标题变了,但是我们的初心并没有变”。章老师认为,在中国实力崛起的当下,我们需要为其提供知识上解释的支持。现在世界的形势发生着改变,我们现在关注中国的制度伦理和公共政策问题,我们要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

    

章老师指出,我们欢迎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并鼓励年轻人积极思考,参与到学术争鸣中来。并强调,今年的年会提出的“在中国土地上思考中国土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方法论的问题。他回顾了各分主题的讨论发言,对大会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最后,章老师总结道,在这种复杂的世界形势下,世界充满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人类也将会面临一系列普遍的问题。中国学者要思考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更大的贡献。


强世功教授在总结致辞中指出,一直以来,我们习惯寻找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帮助认识自己或者外界,基于“西方很好,而中国不够好”的假设去学习西方。但这会造成将很多与中国的国情不通的理论强行拉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中理解的尴尬局面。如果永远以西方为标准来思考,那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思考。

   

强老师认为,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思考,为中国现在的崛起发展提供自己的知识支持,必须认识到整个西方历史是围绕全球国家秩序、国家政治秩序与宪政、道德与社会秩序来展开思考,而西方人正是通过这些思考个来构建自己的秩序。他回顾道,从第一次年会时,研究帝国问题和党国问题的色彩已经非常突出,如果找对了参照西方的尺度,就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西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送法下乡”不仅是中国问题,而且也是西方问题。因此,当试图讨论中国问题时,还要以比之前更大的热情来研究西方问题。


强世功教授强调,我们要意识到现在中国问题的普遍性和以前有所不同,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需要把其他的文明包容进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学者应该有更强的自信。我们还是要认真进行对西方的研究,但是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西方,而是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和学习。他指出,也许以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还能发现美国或者欧洲人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问题。


年会在友好的气氛下圆满落下帷幕。很多与会学者意犹未尽,纷纷表示将继续关注和研究相关主题,并期待下次年会的举办。


(供稿人: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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